可以想见,这样一种新见解,不论它被表达得多么蹩脚和晦涩,定会引起某种关注,让人感到其中“大有文章可做”。胡塞尔的长处和短处都在于这样一种“两栖性”,即学数学出身的他表面上全力追求的是比实证科学还“严格”的科学,是有统一性和普遍性的意义内核,是有“自明性”的本质直观,并以此来实现柏拉图怀抱但未能实现的理念;但他的具体做法或方法却包含着在直观中“虚构”(Fiktion)、“想象”(Phantasie)和“构成”(Konstitution)的特性。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让这两个维度在他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相交或起码相互接近,比如个别与一般就已在意向行为必然涉入的“边缘域”(Horizont, Hof)中接近到相互贯通的地步;反之则不成功。有心人会感到:这里边隐含了巨大的思想创新的可能,而且是以一种西方人也能接受的方式进行创新。 在那些利用了这个极难得的思想契机的人中,海德格尔(M. Heidegger, 1889-1976)是最杰出者之一。他将胡塞尔的“意向性行为的构成”彻底化、“存在论”化了,以至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意识,透入人的原发的实际生活体验中。在一切传统哲学预设的二元分别、包括主体与客体的分别之先,那混混沌沌的实际生活体验里已有意义生发的构成机制,所以尽管是“不做区别的”、“自足的”,却已是“充满了意义的”。[1]这“意义”或“原初现象”是不可被概念化和对象化的,所以去“表达”这原初体验的方式不可能是一个个的陈述句,而只能是一种“正在当场体验的、正在意义的构成之中的”言说方式。海德格尔称之为“形式显示”(die formale Anzeige),究其实乃是一种体验与言说相交合的、凭语境而说话的言语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概括为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思想发端于对马克思恩格斯一些重要论述的理解。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全文的基本思想,可以用这个提纲中第九条的一个表述来概括,即他的新世界观是一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下面这段话,已为人们所注意:“……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 当然实际上的根据远不止这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重新发掘和整理的结果,使不少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确信,把“实践的观点”仅仅看作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不够的,它应该而且事实上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最显著、最深刻的特征。关于实践,马克思曾用“人的感性存在”或“感性活动”、人的“改变世界的活动”等方式来表达,并强调它是“客观的”、“对象性”的活动。根据这些,我们可以为“实践”下一个这样的基本定义:实践,是人类特有的、对象性的感性活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特殊本质形式。
亚氏关于“思想”与“思想活动”的论述,预示着形而上学在语言上的个别性和超越性。形上之思中的符号语言,仅仅是实现思想的中介。换言之,形而上学的语言,是一种感应性符号语言。柏格森将这种语言的感应性称作直觉,与科学语言的分析相别。直觉指理智的体验,使人置身于对象内部以便与对象独一无二的、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分析把对象归结为一些已经熟知的、为这个对象与其它对象共有的要素。“任何一次分析都是一种转述,一种使用符号的阐述,一种由于采取一连串观点而获得的表述;从多少个观点出发,就是指出所研究的对象与其他被认为已经知道的对象之间有多少种联系。分析……也无休无止地变换着各式各样的符号,以便使那个永远不完满的转述完满起来。”[9]柏格森区别直觉与分析,这旨在阐明形上(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差别。他认为形上是不用符号的科学,不意味着它拒绝感应性符号语言。他在强调形上不用科学那样的分析性符号语言和不用概念。因为“每一个概念在对象方面所把握的,都只是这个对象与其他对象共有的东西。”[10]“概念只能使一个特殊属性为无数事物所共有,从而把它化为符号。”